《清代国家统一史》：清代推动了台湾与大陆一体化

北京日报 | 作者 邢广程 李大龙

清代推动了台湾与大陆一体化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清代国家统一史》总结了清代经略台湾的制度与政策

《清代国家统一史》（全两册） 邢广程 李大龙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朝统治台湾212年（1683至189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更是台湾历史上的大事。这期间，台湾在明郑政权降清之后，经过清朝的长期治理与开发，逐渐由福建省的一个府变为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行省，台海两岸关系真正融合成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台湾历史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

清代经略台湾的主要制度与政策

综观清朝经略台湾200余年，为了加强治理与开发台湾，主要实行以下制度与政策。在政治与军事制度方面，康熙时期统一台湾以后，把台湾纳入福建省的一个府，在台湾推行与大陆一样的行政建制，并不断完善相应的官制系统，使台湾在政治上逐渐与大陆一体化。为了加强对台湾地区吏治的监督，并了解其民情，清廷派出巡台御史，在台湾实行独特的监察制度。同时，清朝在台湾实行班兵制度，主要用福建等地不断轮换的官兵守护台湾，维系东南海疆要地的稳定与安全。

在移民政策方面，台湾被纳入清朝版图后，福建、广东的移民不断涌向台湾。清朝为了加强大陆对台移民的管理，曾经实行严格的给照渡台与两岸对渡制度，以及严厉的禁止携眷政策，并严禁无照偷渡。在这样严苛的制度与政策规定之下，大陆移民仍然源源不断地前赴台湾，为开发台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正是在清朝实行与大陆一体化政策推动下，清代台湾形成了以闽、粤移民为主体而与大陆同质性的移垦社会。

在经贸政策方面，清代是台湾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发展与开发时期。清朝在台湾实行积极的开发政策与措施，使台湾以稻米与蔗糖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得以较快发展，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粮仓与糖库，不仅保障了台湾人民的生活需要，而且还能反哺大陆，甚至对外出口。随着台湾全岛的逐渐开发，台湾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经济区域；与此同时，闽台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从而使台湾与大陆形成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经济一体化关系。

在文教政策方面，随着清朝把台湾纳入政治版图，作为清朝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也被大力推广到台湾，并从学校教育逐渐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与大陆广大地区一样，清朝在台湾也建立了府学、县学、书院、社学、义学等多层级的学校教育体系，同时把台湾士子纳入科举考试体制之内，增强了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并使台湾在文化上形成与大陆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民族政策方面，清朝治理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是实行设立番界，把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隔离开来，既严禁汉族移民进入番地，又防止少数民族侵扰汉族移民。随着汉族移民开垦土地的进程，不断调整汉番关系，并逐步进行番地开发。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与日本侵略引发严重的边疆危机，为加强台湾海防，清朝实行开山抚番政策，进一步加快台湾开发的进程，使台湾山地少数民族地区也被完全纳入大一统中国治理体系之内。

在洋务政策方面，晚清时期，在中国东南海疆危机中，台湾遭受西方列强与日本的武力侵略，被迫开放台湾府城（安平）、淡水（沪尾）、鸡笼（基隆）、打狗（高雄）四个通商口岸，与祖国大陆一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应对边疆危机，清朝加强东南海防，把台湾改建行省。 在洋务运动中，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闽台大员领导台湾的自强新政，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

清朝推行这些制度与政策，使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被纳入与大陆一体化进程之中，从而成为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澄清两个错误认识

一是所谓清朝治台前期消极、后期积极说。持此论者认为清朝统治前期对台湾并不重视，为防台而治台，就是把台湾当作内乱的渊薮，所有治台政策只是为了防止台湾作为反叛基地而做出的消极应对举措，只有晚清时期台湾受到日本及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后，清朝才重视台湾，采取开山抚番等积极的治台政策。这个观点似是而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康熙统一台湾之后200余年间，历代统治者在台湾实行政治、军事、经济、移民、民族、文教等多方面的政策，都是积极治理台湾的重要举措。这些政策并无所谓从消极转向积极的过程，只是因时制宜，与时俱进，不同时期因应不同的历史条件而产生不同认识，从而采取不同的应对举措而已。

二是“台独”论者所谓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据时期，一笔抹杀清朝洋务运动对台湾近代化的贡献。这更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无稽之谈。晚清时期，面对日本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加强海防建设，台湾从福建省的一个府，升格为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行省。在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领导与推动下，台湾的洋务运动走在全国前列，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也得以顺利开展。这个毋庸置疑的客观历史事实， 是对“台独”论者所谓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据时期的有力驳斥。

（邢广程为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李大龙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